王庭胤的个人简介
王廷胤（891年-944年），五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城南）人，字绍基。唐定州节度使王处存之孙。后唐庄宗内表。
王庭胤少为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军校，勇剽狡捷，善攻城野战，与军卒同甘共苦。庄宗于亲族中独加礼遇，累历贝、忻、密、隰、澶、相六州刺史。后晋初，率军平定范延光之乱，授彰德节度使（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移镇定州（今河北定县）。契丹请以逃亡在北的王处直子王威为定州刺史，以袭先人土地。石敬瑭畏其势力滋蔓渗透，乃以廷胤镇中山。出帝即位，改任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节度使，官至检校太尉。开运元年（944年）卒。
人物生平
少为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军校，勇剽狡捷，善攻城野战，与军卒同甘共苦。庄宗于亲族中独加礼遇，累历贝、忻、密、隰、澶、相六州刺史。
后晋初，率军平定范延光之乱，授彰德节度使（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移镇定州（今河北定县）。契丹请以逃亡在北的王处直子王威为定州刺史，以袭先人土地。石敬瑭畏其势力滋蔓渗透，乃以廷胤镇中山。
出帝即位，改任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节度使，官至检校太尉。
开运元年（944年）卒。
当朝局势
卢纶的生涯大都在幕府度过，史载卢纶晚年时德宗曾考虑让他掌诰，只因卢纶去世才未能实现。(20)尽管卢纶未能成显宦，他的文学声望变成一种无形资本，使其子辈在科举与仕途上大放异彩。卢纶的四子简辞、简能、弘正、简求先后登进士科，其中简辞、弘正、简求都备历清贯，最终做到了大镇节度使。而简能，也就是卢文度的祖父，或许是兄弟四人中最有潜力成为词臣并进入中枢的成员，只因被视为才俊，在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期间被辟为幕僚，最后在甘露之变中不幸被杀，成为政坛事件的牺牲品。但卢简能的这一遭遇并不影响其子孙的前途。简能子知猷进士及第后仕途顺利，担任的职官中包括了中书舍人，词臣身份尤为突出。简求子弟中至少有嗣业、汝弼二人进士科第，汝弼在唐昭宗和后唐庄宗时均知制诰。《旧五代史?卢汝弼传》甚至称庄宗时“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21)嗣业子就是墓志中提到的卢文度的堂弟卢文纪，后者也在唐末进士及第，仕途贯穿五代各朝，后唐成为宰相，后周时以司空致仕。(22)
据墓志纪录，卢文度的家族籍贯已是京兆万年县人，这和新旧《五代史》中记载的卢文纪的籍贯一致。文度在唐末五代的任官经历大约如下：获得一举登第的荣耀后，又中博学宏词科。释褐任校书郎，著作佐郎，殿中侍御史，然后升左补阙，不久以左补阙入学士院充翰林学士，在院期间转起居郎，迁官(由于墓志字迹漶漫不能确定何职位)并加知制诰，再迁郎中、中书舍人，不久加承旨。此后又加户部和兵部侍郎衔，仍充翰林学士。接着以礼部侍郎身份知贡举。最后以尚书右丞的身份出院。文度出院的具体年份不清楚，但应是在后梁建立以后，近出后梁《牛存节墓志》有“诏命翰林学士卢文度撰碑辞以旌其墓”语，即指梁太祖授命卢文度撰写牛存节之神道碑。(23)此后卢文度转任吏部侍郎主铨选，复为兵部侍郎，佐宰相修史，仍总铨选。墓志称后唐光复后，他又再度成为翰林学士，并于同光二年九月去世。他不仅在科举上获得惊人的成功，且长期具有词臣的身份，整个生涯经历了词臣的最优选的任官途径。墓志提到他首次担任翰林学士时任期长达十五年，这在晚唐确实很罕见。尤其让墓志的撰写者感到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卢文度乃有唐以来第一位主持科举的范阳卢成员。这和比如多位清河崔成员曾主持科举的现象形成有趣的对照。卢文度知贡举应该在乾宁三年后，但具体年份不清楚，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中认为，卢文度知贡举的时间是梁太祖初年，这是由误读《卢文度墓志》产生的论断，但以文度和文纪以及他们的叔父如弼进入五代后事业的成功推断，文度在梁初知贡举可能性完全存在。
有关卢文度的生平，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文苑英华》卷四一九有钱《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卢说妻博陵郡君崔氏进封博陵郡夫人制》。又卷四五八有卢说《授李思敬马殷湖南节度使制》。此卢说两《唐书》无一字提及，据傅璇琮考证，《文苑英华》卷四五八的这篇卢说撰写的制文正确的标题应该是《授李思敬保大节度使、马殷湖南节度使制》，此制当撰于乾宁三年九月。据此卢说当为唐昭宗乾宁二、三年间入为翰林学士。上文已提到卢文度曾以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承旨。而墓志中又说：
公两娶清河崔氏，其继室者，封本邑县君，皆姻不失其亲也。
笔者认为这里提到的卢文度继室被封为本邑县君就是钱制文中提到的卢说妻“博陵郡君进封博陵郡夫人”一事。无论时间、卢说的职衔还是其夫人的姓氏地位都与卢文度吻合，由此可知卢文度的名字在《文苑英华》中被误作卢说。
墓志的结尾段落里，撰写者连叹“无子，悲哉!痛哉!”这一感叹似非一般意义上为一位有著姓背景的逝者的家庭的中断表示惋惜。撰写者当很清楚卢文度代表的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家族。以这一家族的常态来判断，当时人不难想象假若卢文度有后嗣，复制他的这种成功的机率很高。而无子这一自然律的限制恐怕是阻碍这种成功的最难意料的因素之一，甚至可说比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更无可挽回。当然子弟的素质也不能忽略，卢文纪纵然有子嗣，但其平生积累的巨万财富“为其子龟龄所费，不数年间，以致荡尽”。(24)
《杨收墓志》是对晚唐政坛重要人物和词臣杨收生平的一个独特的勾勒。墓志作者裴坦也是晚唐重臣，和杨收有类似的经历。杨收在两《唐书》中有传，在一些基本史实的层面上两《唐书》和墓志可以互证。已有学者据《杨收墓志》来对杨收和晚唐政坛人物和事件的关系做初步的分析。(25)本文的重点是讨论此志中传达出的唐后期词臣和政治文化的关系，但墓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对于书写对象有其特殊的描述路径。对于作者来说，要传达给心目中读者群体的整体意旨往往更为重要，这在《杨收墓志》这类作品里会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研究者不易作割裂式的分析。
以唐代墓志而言，《杨收墓志》可算是巨制，长达近两千八百字。墓志从一开始就将杨收的意义放在整个唐代的大脉络中加以定位，称其为房、魏、姚、宋一类能确保大唐事业的人物。和《卢文度墓志》一样，《杨收墓志》里也反复强调杨收作为弘农杨氏成员的著姓背景。甚至借用杨收兄弟之口来传递这一讯息。墓志特别说杨收是隋越国公杨素的八世孙。杨收标榜自己是隋代重臣杨素的八世孙几乎成为这一家族的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比如杨收侄女、杨发之女杨芸的墓志里就称是“隋越国公素之裔”。(26)但这一陈述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旧唐书?杨收传》说杨收“自言隋越公素之后”就是一种很不肯定的语气。(27)至少和同时期政治上极为成功同时也称为杨素之后的杨嗣复家族相比，这种族姓身份要不确定得多。杨收在当时被认为是孤进，他死前上书唐懿宗称“臣出自寒门，旁无势援，幸逢休运，累污清资”，谅非虚语。其祖辈三代皆地方基层官僚(28)，正说明其弘农杨氏的背景就和范阳卢在卢文度家族成功的帮助一样，并不很重要。杨收和他的三个兄弟恰恰是他这一家族能够振兴的关键原因。杨收和他异母兄杨发、杨假以及同母弟杨严先后进士及第。杨收更是一举登第，和卢文度情况雷同。从此这四人的仕途都相当顺利，其中杨收和杨严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成为懿宗朝词臣。对于奠定家族地位而言，杨收兄弟既扮演了卢纶式的开创性角色，又实现了卢简辞兄弟的成功。用裴坦的话说，就是“公昆弟四人，率用文华，声光友睦，次第取殊科，赫弈当代”。此种异军突起的实际缘由必然包含一些家族传统和社会网络的因素，比如两《唐书》杨收传和墓志都提到的杨收家族的学术传统和母亲教育的背景。但毕竟还是有突出的个人因素，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在攸关前途、竞争剧烈的晚唐，面对拥有强大得多的社会和政治资源的成员，杨收兄弟能连续取得如此的收获。裴坦着力渲染的就是这样一种个人的神话。他笔下的杨收几乎具备一种卡里斯马式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又是处处和以“文”为核心的新政治文化的趣味相合。
从两《唐书》杨收的传记看，杨收拥有的文学神童的形象恐怕当时确实为社会所接受。但到了裴坦笔下仍有进一步的渲染：
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俱下，洎O而贯通百家，傍精六艺。至于礼仪乐律、星g卜卦，靡不究穷奥妙。宿儒老生，唇腐齿脱，洎星翁、乐师辈，皆见而心服，自以为不可阶。为儿时已有章句传咏于江南，为闻人矣。以伯仲未捷，誓不议乡赋，尚积廿年，涵泳Q渍于文学百家之说。洎伯氏仲氏各登高科后，公乃跃而喜曰：吾今而后知不免矣。亦犹谢文靖在江东之旨，时人莫可量也。将随计吏以乡先生，书至有司，阅公名且喜。未至京师，群公卿士交口称赞，荐章迭委，唯恐后时。至有北省谏官，始三日以补衮，举公自代，时未之有也。
“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俱下”云云，和徐坚对徐齐聃的描述如出一辙，强调的是才学的与生俱来和在社会上造成的先声夺人的效应。
墓志中如下一段文字将杨收的这种神奇效应推到极致：
由是一上而登甲科。同升名者，皆闻公之声华而未面，ハ纶踵，迭足相押，于万众中争望见之。公幼不饮酒、不茹熏血，清入神骨，皎如冰硅，咸疑仙鹤云鸾降为人瑞，澹然无隅，洁而不染。始也，同门生或就而亲焉，则貌温言厉，煦然而和潜，皆动魄而敬慕之。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提到杨收“不茹熏血”的习性。这里可以比照《旧唐书?杨收传》的叙述：
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勖之曰：“俟尔登进士第，可肉食也。”
《旧唐书》文字突出的是杨收守礼孝母的品行，但这显然不是裴坦宣扬这一细节的意旨所在。在墓志里，这变成一种仿佛不习人间烟火的特点，使杨收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清”的化身，这种“清”和他的文学才能也密不可分。同时这种“清”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裴坦形容众人眼里杨收如仙鹤云鸾般的外表和李商隐笔下的李德裕十分相似(29)，也令人想起《金华子》中的一段对晚唐世僮拥艽掊５拿枋觯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为从事，清瘦明白，犹若鹭鸶，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
原本中晚唐的士人为了寻求仕途上的前程，往往要干谒当朝权要和节度使以获取后者的提携，具有孤进身份的杨收不大可能成为例外，然而读裴坦的叙述，读者感觉包括周墀、王彦威在内的当朝名臣，对于仍是一介布衣的杨收奉迎唯恐不及：
久而归宁江南东，诸侯挹公之名，皆虚上馆以俟之。故丞相汝南公时在华州，先g于客馆，劳无苦外，延入州，引于内阁，独设二榻，问公匡济之术。公抑谦而谢，久而不已，后对榻高话达旦，汝南得之心服，如饵玉膏饱不能已。至于大梁，时太原王公尚书彦威在镇，素闻公学识深博，先未面，一见后，与之探讨，王公礼学经术该通，近古无比，著《曲台新礼》初成，尽以缃全示。公详焉，因述礼意，及曲台之本意，王公敬服，命简以谢。
这即便包含历史的真实性，也是裴坦对杨收形象的一种再造，目的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将杨收凝固为裴坦所认同的这个清流群体的象征，其存在居于尘世的众生之上。这是依靠“文”的价值观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只留于文字，晚唐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这种努力的实质性成果。已经担任了懿宗朝宰相的杨收于咸通八年被贬为端州司马，可以说在政治上处于完全失势的地位。咸通十年(869)更被流放O州并就地赐死，“坐收流死者十一人”。(30)按常理这该是对杨收家族的致命打击，但这种打击显得很短暂。裴坦在咸通十四年作的《杨收墓志》中能对杨收作如此毫无忌讳的拔高，固然有朝廷昭雪的前提，(31)但也显示在晚唐特殊的文化下，杨收这样的人物在声望上拥有的相对独立性。距离杨死六年，杨严子杨涉就进士及第，这很可能是当时的清流精英在政治空气变化下对杨收家族的一种支持。杨涉后在唐哀帝时成为宰相。杨收子杨钜与杨严另一子杨注分别于广明元年(880)和中和二年(882)及第(32)，并都在昭宗时期成为翰林学士。傅璇琮据现存杨钜所撰制文的规格，很有见地地指出杨钜在昭宗时期的学士院深受重视。(33)杨收另一子杨l也于乾宁三年(896)及第，五代时成为高官。杨涉子杨凝式的生涯更是贯穿整个五代。杨收的长兄杨发子杨乘“亦登进士第，有俊才，尤能为歌诗，历显职”。(34)可以说杨收兄弟的子弟完全复制了父辈的成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引用《旧唐书?杨收传》的评语“世非贵伲乓砸丈保蒲钍找幻攀恰疤颇┪宕渲兰摇保晌阶既贰６饫锏摹耙铡弊钪饕木褪俏拇实哪芰Γ咛宓谋硐址绞骄褪堑Ｈ翁娉⒘⒀缘拇食迹簿褪悄怪局兴档摹肮诶淼老嘁稻鲇谔熳剩酥眩廴艚锔Ｄ谟械冻撸馕薹骅。落笔如神，率皆破的”
官吏学说
提到藩镇，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安史之乱。诚然，安禄山以一介少数民族将领的身份，能顷刻间几乎推翻繁盛到极点的李唐王朝，肯定不纯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或者其与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恩怨纠葛，而更在于历史原因――藩镇制度是唐帝国巩固边防、向外拓张的有力措施，同时也是对中央集权的挑战。
我们说唐朝“设立”了藩镇制度，那么“藩镇”这玩艺在当时就是个新事物咯？非也，它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首先，“藩”字的本义是住宅周围的篱笆，其设置的目的在于保护主人的土地财产安全；“镇”的本义是压东西的重物，其存在的意义是保障所压之物的坚固稳定。从王国的层面上说，“藩”就是天子领地的边疆，“镇”就是军事力量的统治，这正是周王朝封土建国的实质。
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周朝里真正的周国，即天子的领地“王畿”，只是陕西中部“邦畿千里”的一片土地，还不如今天的一个省。周朝之所以疆域广大，号称“普天之下”，是因为把各路诸侯的领地都算成了“王土”，因为他们占有这些土地的合法性来自于王室的册封。但这些大小王爷对封地几乎享有绝对的统治权：一则世袭罔替，并可以自行向下再分封；二则完全掌握了领地的军政大权，自行管理和使用赋税与徭役。可以说，封国算不算周朝的实际领土，完全取决于当地诸侯是否信守对天子的承诺――要么作为附庸拱卫王畿，要么藩而不镇叛周自立。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管、蔡两位王子本来从周武王那里受领封地，作为“三监”之二防卫殷商后裔，保护王室的安全、保障王朝的统治。然而幼小的周成王继位后，这两位王叔趁着政局不稳联合殷人发动叛变，最后被另一位王叔周公旦镇压。为了巩固侄子的天下，周公吸取先前的教训，不再轻信其异姓贵族（周王朝自身也是以“藩镇”诸侯的身份推翻商朝的），先后建置七十一块领地，分封给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让他们作为篱笆给周王室看家护院。
说回唐朝，藩镇制度的设置在形式上并非封土建国，但随着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的权力逐渐膨胀，藩镇也接近周朝分封诸侯的实际情况了。玄宗治下，唐帝国积极地开疆拓土，相邻的几大民族势力又欲侵吞汉地，所以边疆的军事压力极大，需要当地将领掌握更高的自主权，以便随时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和动乱，不必请示中央政府。对于皇帝而言，巩固边疆更多的是为了王朝腹地的安全，但也不能给内地制造太大的经济负担，所以干脆把军政大权都交给地方官员，让其尽量自给自足。所谓“节度使”，即“持双节（军、政两种授权）调度”之义。
最开始，节度使作为一任地方官员，权力再大也不过是皇帝的家奴，算不得分封诸侯。但是很快，随着安史之乱一爆发，皇帝就管不住这些封疆大吏了。为了平叛，唐廷设置了更多藩镇，他们在战后成为军阀，各自组建幕府割据一方，跟朝廷讨价还价，甚至出现节度使私自世袭的现象。藩镇名义上附庸天子，实质上作为外姓甚至少数民族领主的势力，其独立性可比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的诸侯封国。
